王京生自2003年起擔任深圳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迷你倉加上此前創辦《深圳青年》雜誌、擔任市文化局局長等，他是深圳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見證人和推動者。而深圳從早年人們眼中的“文化沙漠”到近年來文化事業迅猛發展，屢獲重大國內國際殊榮，他是公認的重要推動者。就在前不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授予深圳“全球全民閱讀典範城市”榮譽的同時，也授予王京生本人孔子獎章，以肯定和讚揚其在推廣設計之都、全民閱讀和中國傳統文化領域的成績。改革開放之初，深圳被一些人視作“文化沙漠”，作為宣傳文化事業的主政者，王京生認為文化的載體“不是那些多少年沉澱的秦磚漢瓦，而是人。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文化，就不存在沙漠的問題。”文化的發展主要不是取決于它的存量，而是取決于它的增量以及增量的速度，所以文化底蘊對於一個城市來講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它的文化增量和文化流動性。談全民閱讀典範城市“文化立市”戰略已碩果累累南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0月21日授予深圳“全球全民閱讀典範城市”榮譽，這也是世界上首次有城市獲此殊榮，你覺得深圳因為什麼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可？王京生：這次能夠獲得這麼高的榮譽，而且由教科文組織總幹事親自授予，這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歷史上是沒有的。這是一份殊榮，是對一個只有33年曆史，但卻用一半的時間堅持開展讀書月、提倡閱讀活動的城市的一種肯定。深圳讀書月已經舉辦到第14屆，應該說這座城市的文化選擇，市民對閱讀活動的持久激情，都顯示出一種高貴的堅持。而且閱讀活動在深圳絕對不是一個花架子，它有實實在在的效果，我們到各個區去，到社區、工廠去，很容易就遇到因為讀書改變命運的人，當然這種讀書是一種更寬泛的閱讀，有的是工具性閱讀，讀教科書，有的是讀人文的東西，但無論如何，閱讀是這個城市一步一步走向進步的重要階梯。南都：所以你認為閱讀對城市有很深的影響。王京生：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時評選出“深圳十大觀念”，評選結果由老百姓投票產生，其中“讓城市因熱愛讀書而受人尊重”與“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等三個觀念獲全票通過。當時我都覺得意外，我想，老百姓在投票給閱讀觀念時內心應該是有所感觸的，這也是一個城市的感觸。你可以設想，一個一線工人，一旦通過閱讀獲得新的命運轉機，從而走向發展、成功，他會對這種命運的改變特別敏感，肯定對“因為閱讀而受人尊重”這句話深有感觸。所以我說，閱讀對城市的影響是很巨大的。南都：獲得“全球全民閱讀典範城市”榮譽，這種認可對深圳意味著什麼？王京生：得到這個榮譽確實很開心，說明我們總的方向和制定的戰略是正確的，比如深圳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文化立市”戰略，而且提出建設“兩城一都”，作為城市特色品牌。“兩城一都”包括建設鋼琴之城、圖書館之城和設計之都。此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才在全球範圍評選“設計之都”和“圖書之都”。2008年，深圳成為我國首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設計之都”稱號的城市，這次又獲得了閱讀方面的榮譽。“鋼琴之城”的建設，教科文組織沒有相關稱號，但深圳的建設成就斐然。每百戶人家的鋼琴擁有量，根據公開的統計數據，2010年，北京是4.92台，上海是6.73台，而深圳在2007年就已達到8.9台。所以說，整個“文化立市”戰略和品牌的打造，已經碩果累累。談獲得孔子獎章推廣全民閱讀就是要“死磕”南都：這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同時授予你個人“孔子獎章”，得到這個榮譽有什麼感想？王京生：對於我個人來說，感到非常突然，原來以為就是當面嘉獎一下，當時看到是一個孔子獎章，還刻上我的名字，覺得很驚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女士對於授獎給我，講了三點理由：一個是積極參與全球創意城市聯盟，推進“設計之都”的工作，一個是推廣全民閱讀活動，還有一個是研究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可能與深圳打造大型交響樂《人文頌》有關。南都：這三個評價裡面，你最看重哪個？王京生：推進“設計之都”工作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多地是在履行職務。而對於全民閱讀活動，我作為一個親歷者和推動者，感觸很多。我為這個城市的市民感到驕傲。為什麼深圳能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肯定？就是因為這個城市的市民對閱讀的巨大熱情和堅持。我到過全國許多城市，在推動全民閱讀方面，深圳不能說是唯一的，但卻是非常突出的。歷屆市委市政府對讀書月活動一貫是非常支持的，讀書月的三位總顧問，李灝、厲有為、李海東同志，兩位是原市委書記，一位是原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一開始醞釀設立讀書月的時候，我找到他們，說希望借你的威望推動讀書活動。他們都說沒問題。另外，讀書月的另外幾位總顧問，分別是饒宗頤先生、金庸先生以及余秋雨先生。饒宗頤先生第一個參加讀書月論壇。金庸先生兩次來深圳參加讀書月活動，他買書、住宿都是自己掏錢，他說：“我就是為了你們這個城市提倡讀書而來的。”這就是大家風範。讀書月的成功，還要感謝整個運作團隊，這是一大批深圳文化人，包括宣傳部、文化局、各相關部門、出版發行集團、媒體和各方人士一塊幹出來的，其實我個人發揮能力很有限，好多活都是他們具體幹的，好多創意也是他們提出的。所以，孔子獎章這麼一分你們就知道了，必須得大家共同推動。南都：那麼，你如何評價自己？王京生：你要問我到底怎麼肯定自己？我就說兩個字：堅持，用北京話來說，就跟它死磕。這一磕就是15年，當初我就覺得這件事(讀書月)對城市有好處，覺得做下去自己心安理得，所以從文化局開始，我就一直在做。談14年讀書月彰顯了一個城市對閱讀的態度南都：第十四屆讀書月馬上就要開幕了，在你看來，讀書月給深圳市民和這座城市帶來了什麼？王京生：讀書月活動就是對全民閱讀的一種推動和肯定，彰顯了一個城市對閱讀的態度。古人講“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讀書也是這樣。現在為什麼深圳的民間閱讀組織很多，像後院讀書會、“三葉草”親子閱讀會啊等等，雖然閱讀最終仍是個人事情，但是群體性的交流和互相激勵也是很重要的。著名文藝評論家、深圳讀書月特別顧問謝冕先生說，這就像深圳人一年一度的文化狂歡節。每年讀書月四五百項活動，大家都在交流各自的讀書感受、學習體會，很是愜意。而且讀書月的主題每年也不一樣，為什麼？我們希望讀書月的主題活動是一個創意的過程，避免死板，每年要有新內容。一個民族要以讀書為榮，一個人要以讀書為樂，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必然能夠創造出燦爛的文明。深圳有兩個文化活動我很看重，一個是關愛行動，一個是讀書月，這既符合國家提倡的文化建設大方向，也是體現了人的良知。有些人可能無私奉獻，但另一些人可能有些自私，但就是自私的人，也不能說關愛他人不好。你可以不愛學習，甚至一看書頭就疼，但我想沒有一個人會公開說讀書不好，這就是良知的力量。所以我覺得，無論做事也好，讀書也好，都應該從良知出發。南都：每屆讀書月都有數百項活動，你本人最看重哪些活動？王京生：我個人比較愛好的，一個就是辯論，我希望在書城中不斷有各種辯論，就像古希臘古羅馬那樣大家都在進行智慧的較量，不斷進行知識的博弈。中間有幾屆讀書月沒有搞這樣的辯論賽，我比較惋惜。第二個呢，就是“歷史的天空下”，這個名字是我起的，就是要搭一個平台讓文化名家進行對話。每一屆的嘉賓是誰，我是比較關注的。還有一個就是經典詩文朗誦會，深圳朗誦應該是從讀書月開始的，我還記得第一次搞朗讀時盛況空前，大劇院一票難求，其實自存倉多人還是喜歡聽朗誦的，幾乎全國所有的朗誦大家都曾經登上過讀書月的朗誦舞台。談公�參與讀書月力主草根化全民化南都：讀書月作為一個全民活動，市民的參與度非常重要，你對目前市民參與讀書月的積極性滿意嗎，今後如何讓更多市民參與進來？王京生：讀書月一直在努力地讓更多的人參加，這也就是為什麼每年讀書月策劃的活動這麼多，參加舉辦的單位這麼多，也是讀書月由政府主導、企業運作慢慢變成整個社會組織成為主體的原因。我們從第12屆讀書月開始就特別強調社會組織參與的重要性，發揮每個讀書會的作用，但同時也強調要創新活動形式，比如這次有人在搞社區寫作活動，一個家庭主婦、一個打工者可以寫寫自己的感受。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讀書月一直力主和希望的就是不斷地草根化、全民化，我們在這方面不懈地努力，但我覺得這個事情永無止境。南都：近幾屆讀書月開展了領導薦書的活動，你自己去年也推薦了嚴凌君的《青春讀書課》，這項活動有什麼意義？王京生：其實讀書月一開始是沒有領導薦書這個環節的。後來我注意到汪洋同志在南國書香節上薦書，王榮書記也參加了省里的薦書活動。所以就想請領導也在深圳讀書月上薦一薦。慢慢地我覺得，領導薦書，如果他願意薦，真是一件好事，因為薦書首先得自己看，不看你怎麼薦？這就有個帶頭作用。另外他薦書以後，一定要看效果，無形之中會對一個地區的讀書風氣有影響。談文化沙漠文化發展不取決于文化存量南都：你從擔任市文化局局長一直到市委宣傳部部長，為深圳文化事業發展不遺餘力。大家都知道，早年深圳一直被外界稱之為“文化沙漠”，在這樣的環境下發展文化事業，你信心何來？王京生：我的信心在於，深圳本來就不是文化沙漠，從一開始就這麼認為。我是1988年來深圳的，當時辦《深圳青年》，那時我們組織召開深圳首屆青年文化戰略研討會，在這個研討會上我提出了“移民文化”的概念。移民文化就是流動性最強的文化，當時，“文化沙漠”的說法甚囂塵上，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深圳更是文化沙漠。但他們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文化的載體是什麼，不是那些多少年沉澱的秦磚漢瓦，人才是文化的最大載體。哪裡有人，哪裡就有文化，怎麼會是沙漠呢？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不存在沙漠的問題。只能是文化形態的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你可以說這片文化是大森林，這片是草地，這片是灌木。但你不能說是沙漠，因為這裡有人。另外一個，我也認為，文化不是積澱的結果，或者說不僅僅是積澱的結果，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流動。現在很多學者認為，文化是積澱的，只要一說西安就是有文化，一說深圳就沒文化。但是深圳人真的沒文化嗎？它可能在某些習俗上沒有那麼傳統化，但是它的文化爆發力、創造力、創新能力與形成嶄新的文化輿論的能力，一定是不可小覷的。否則就無法解釋，以前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現在卻寂然無聲。這也就是我敢於提出“深圳學派”的一個很重要的理論根據，我認為，文化的發展主要不是取決于它的存量，而是取決于它的增量以及增量的速度，這也是我自信的來源。南都：你的意思是，文化底蘊與城市歷史長短不是一個正比的關係？王京生：文化底蘊是很重要，但是文化底蘊對於一個城市的發展來講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它的文化增量和文化流動性，流動的速度和流動的廣度都很重要。比如上海，一百年的歷史，突然就發展起來了，但是上海旁邊的一些地方，文化爆發能力就遠遠低於上海，不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底蘊出了問題，而是在於文化的增量不行。再比如，鄭州原來只是一個村莊，但是現在洛陽、開封為什麼不能與鄭州比呢，因為鄭州增量太快。所以說，文化流動性很重要，而移民的流動真是生機勃勃。只要這座城市一直保持著移民的流動性、創造性，那麼這個城市的未來還很遠大。南都：你最希望聽到別人怎麼評價深圳？王京生：這是一個喜歡閱讀的城市。(大笑)為什麼呢？我第一次到德國時，乘坐地鐵，發現所有人都在靜靜地看書，我真是肅然起敬。因為這不僅僅是一種習慣，關鍵是感覺到這樣的民族你打不垮它，你打垮它，它依然能站起來。這才是讓我們真正感覺到人家有力量的地方。如果我們這座城市，全體市民，每天都在這樣讀書，無論對民族還是對城市來講，都是太大的榮幸了。所以說，如果別人都說，這個城市是喜歡閱讀的城市，那麼就是對這個城市未來發展最大的表彰和肯定。談市民文化權利目標實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南都：有一種觀點認為，深圳的文化發展如此迅速，跟深圳的經濟實力有關，包括舉辦各種文化活動、文化硬件設施投入，乃至市民愛好閱讀，都因為深圳有錢，你對此怎麼看？王京生：肯定是有關係的，文化一定是依托整個城市的規模與發展水平的，所以我們提出了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遊，包括文化+創意等文化發展模式。剛才說移民文化形態，天然的創意文化勃發的局面，不知你們注意到沒有，越來越多的創意公司不願意留在某些城市，因為可能對創意不那麼有利。而在深圳，大家都會給你很寬鬆的環境。南都：2003年以來，深圳文化創意產業以年均近25%的速度發展，高速增長的內在動力是不是也來源於相對較高的消費能力？王京生：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首先是經濟轉型的內在需求，此外，也是市民多樣性文化的需求。從國內市場來講，中產階層不是吃飽穿暖就完事，還追求精神生活，所以文化消費逐年增長，我覺得拉動文化產業增長最大的原因是市場需求，老百姓的需求。另外，也不能忽略中國的文化日益走向世界，可能現在來說還早些，再過10年，國際上肯定對中國文化越來越認可。因為一個國家強盛以後，她的風俗習慣包括文化都將被人尊重和重視。一個國家真正強大起來，那麼你就在引導時尚，穿的、吃的、用的，包括文化享受方式都將成為潮流。就像美國，按文化積澱說，最大的文化沙漠就是美國。但現在沒人說它是文化沙漠，美國人用什麼，其他國家也趕緊用。這就是它的強大，所以說世界的文化消費對中國來說也是一個越來越大的市場，而深圳抓住這個契機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也需要更大力度的扶持。南都：你一直提倡要實現市民文化權利，目前離“實現市民文化權利”目標還有多遠？王京生：我覺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原特區內外的發展極為不平衡，就從閱讀環境和閱讀場所來說也有巨大區別，這就是我們要做的。文化權利是以人為主體的，文化權利包括享受的權利、參與的權利、創造的權利、創造成果被保護的權利，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你如何滿足不同層次不同人群的文化享受，如何滿足他們的文化參與的需求，還有他們的文化創造是否被尊重，侵權行為是否能有效制止，這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在被稱為“文化沙漠”的深圳發展文化事業信心何來？當時，“文化沙漠”的說法甚囂塵上，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深圳更是文化沙漠。但他們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文化的載體是什麼，不是那些多少年沉澱的秦磚漢瓦，人才是文化的最大載體。哪裡有人，哪裡就有文化，怎麼是沙漠呢？深圳人真的沒文化嗎？它可能在某些習俗上沒有那麼傳統化，但是它的文化爆發力、創造力、創新能力與形成嶄新的文化輿論的能力，一定是不可小覷的。——— 王京生你最希望聽到別人怎麼評價深圳？這是一個喜歡閱讀的城市。如果我們這座城市，全體市民，每天都在這樣讀書，無論對民族還是對城市來講，都是太大的榮幸了。所以說，如果別人都說，這個城市是喜歡閱讀的城市，那麼就是對這個城市未來發展最大的表彰和肯定。——— 王京生05-07版採寫：南都記者 孫天明 王燁迷你倉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