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睿在經歷了多年北京城市資源外溢的希望與失望後，迷你倉燕郊一方面慢慢地開始走上了超大城市衛星城常規的發展軌道。 ;;; “雖然在北京工作，但並不反感自己被稱為燕郊人，待的時間久了，對這裡就慢慢有了歸屬感。”付利民說。付的老家在河北省保定市，2006年，付利民考入北京化工大學北方學院，“當時還以為燕郊在北京，報到後才發現到底還是沒出省。”2010年大學畢業時，時值燕郊房市大熱，於是，他在當地某房企做了一年的銷售員，然後才跳槽到位於北京CBD區域內的一家IT企業。一年後，認識了他現在的妻子——一個“北漂”的北方女孩。他們利用售樓時攢下的錢，加上家里的補貼，在燕郊按揭買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作為婚房，和很多居住于燕郊的“北漂”一樣，開始了每天奔波于北京、河北兩地的“候鳥式”生活，體驗著燕郊這個衛星城帶給他的家庭的溫馨，以及路上的擁擠和痛苦。如同在這裡安家的數十萬懷揣“北京夢”的外省青年，付利民將自己的家庭和生活與這個十幾年來以非常規速度發展的京東小城緊緊綑綁在一起。盡管一開始較多的是出于無奈，但今天在很多人看來，除了生活的慣性之外，對燕郊的未來也開始有些充滿想象了。但是，在燕郊之外，爭論和懷疑顯然更為激烈。無論是其快速膨脹的房地產業，還是薄弱的城市公共服務配套、糾結的城市功能定位、園區經濟的產業窘境，都在城市移民快速湧入的過程中被聚焦和放大。在經歷了多年北京城市資源外溢的希望與失望後，燕郊一方面慢慢地開始走上了一個超大城市衛星城常規的發展軌道，同時，也越發嚴峻地面臨“城市病”的侵襲。這是一個需要嚴肅討論燕郊“死”與“生”的時刻，盡管在作為一個北京典型的衛星城發展道路上，其具備的樂觀預期和悲觀預期一樣鮮明，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城市，在其跌宕起伏的城市命運的關鍵性影響因素中，大部分是其無法掌控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個衛星城的悲情一面。因毗鄰北京，燕郊在並不悠久的城市發展歷史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特大型城市北京的影響，作為一個功能發展尚不成熟的衛星城，在未來無論繁榮與衰敗，燕郊都將和北京有著不可割裂的聯繫。而經由對燕郊城市的過去和未來的討論，觸及的則是中國衛星城發展的問題。在很多大城市出現所謂“城市病”以及資源外溢的背景下，中國的衛星城將迎來怎樣的機遇和挑戰？衛星城的發展又將為中心城市的“城市病”疏解帶來什麼積極的改變？1. 京東房地產之城在燕郊對外招商的宣傳廣告中，也極少見到“三河燕郊”或是“廊坊燕郊”的字樣，更多打出的是“京東名城”和“北京後花園”的口號。由北京去往燕郊，下了通燕高速便到了燕順路。這條在2008年底基本完成拓寬綠化改造的道路是目前生活在燕郊的北京上班族通勤兩地的主要幹道之一。即使在工作日過了交通高峰時段，這裡依舊車流如龍繁忙不已。沿著栽種著梧桐樹的步行道一路向北，除了兩邊多如牛毛的餐館和商場，由南自北鱗次櫛比地高聳著麗庭北岸、世紀名苑、納丹堡、星河皓月等十余個大大小小的新式住宅小區，而僅僅在十年前，這裡還是一片荒蕪。“路燈、紅綠燈都沒有”，據付利民介紹，在改造之前，燕順路還是一條小小的柏油馬路，“晚上從納丹堡小區出來連車都打不到。”燕順路可謂是這些年燕郊城市變遷的真實寫照。十餘年中，盡管爭議不斷，但無論從經濟體量還是城市景觀，燕郊的發展速度無時不吸引著人們的眼球。“十一五”期間，燕郊高新區總共完成地區生產總值727億元，財政收入118.45億元，固定資產投資618億元，年均增長分別為20.11%、25.2%和26%，遠高于河北省和全國的增長速度。而持續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使得燕郊很快從一個普通經開區變成了被河北視為加快打造環首都經濟圈戰略下發揮“橋頭堡”作用的區域，基本的依據之一是，作為中心城市的北京在市場導向下輻射效應將不斷增強。2003年，北京常住人口超過1400萬人，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而3000美元作為城市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臨界點，在經濟學上，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城市由極化效應向發揮擴散效應轉變的開端。包括燕郊在內的北京周邊的衛星城要迎來難得的發展機遇了。具體到燕郊，其最主要的發展思路之一就是，“主動融入、全面對接、同城一體、借勢發展”，這被媒體形容為“身處冀東心在京”。更直觀的體現是，在燕郊對外招商的宣傳廣告中，也極少見到“三河燕郊”或是“廊坊燕郊”的字樣，更多打出的是“京東名城”和“北京後花園”的口號。而北京送給燕郊的第一塊蛋糕就是土地價格釋放帶來的房地產市場的快速升溫。公開的數據顯示，2002年燕郊普通住宅每平方米均價為1000元左右，到了作為階段性頂點的2007年，均價達到每平方米5200元。5年時間內，房價漲幅翻了4倍，年均漲幅超過30％。2008年奧運會結束後，由於政策及奧運概念的過度透支，燕郊房價緊隨北京跳水。然而時間不長，北京新的規劃政策出台再次刺激了燕郊。2009年10月，北京 CBD東擴方案在第十屆北京CBD國際商務節上亮相。3個月後的第二年1月，時任北京市市委副書記、市長郭金龍在北京“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表示將全面�動“通州現代化國際新城”的規劃和建設。在北京向東發展的政策下，緊鄰通州、距北京CBD25公里左右的燕郊再次被看好，其房地產市場也再次開始了一輪輪升級熱潮。截至今年，燕郊的平均房價已達到8500元每平米左右，一些較好的小區甚至價格破萬。“其實，現在的收入遠沒有剛畢業賣樓時高，那時哪裡是售樓，不需要任何銷售技巧，幾千人排隊領號是常見的事兒。如果沒有那一年的積累，我的家庭無論如何也負擔不起燕郊的房價”。據付利民介紹，2011年，他以8000多元每平米的價格在當地購得一處房產，在做售樓員期間，該期小區還是6000多元，而現在價格已經過萬，“不過，比起通州2萬以上的均價，燕郊的價格優勢還是非常明顯。”除此之外，對當地樓市的另一利好政策來自2011年北京市出台的“京15條”。 其中，北京戶籍家庭不得購買第三套商品住宅，非北京戶籍家庭不得購買第二套住宅，以及非北京戶籍無法提供五年以上社保、納稅證明的不予售商品住宅的規定，這個被認為是造成北京市區和周邊板塊市場行情冷熱不均的重要原因的政策使得北京區劃內被熱炒的通州、順義等地房價大幅跳水。受宏觀房市影響，燕郊曾出現短暫低谷，然而由於北京限購政策不適用于河北，大量被限的置業、投資需求將目光轉向燕郊、香河、固安等北京周邊城鎮。“最初還在燕郊和北京間猶豫，那時豐台、大興的一些小戶型還能夠承受，‘京15條’出台後，燕郊就成了唯一的選擇。”在有了買房的想法後，付利民一度跑遍北京各大周邊郊縣考察房源，他笑稱自己“一到周末，就帶著媳婦北京郊縣一日游”，但北京的限購規定出台後，他將長長的備選房源名單幾乎刪完，最終還是落戶在自己熟悉的燕郊。巨大的投資、置業需求加速了樓盤的供應力度，記者接觸的一位在燕郊從事房地產行業的人士估計，截至目前，燕郊在售樓盤16個，總建築面積約805萬平方米。而燕郊的存量房保守估計達到13萬套左右，可供52-65萬人居住。此外，最初作為配套產業的餐飲、超市等小型商業項目盤踞在主要樓盤周邊，隨著人口的集聚，基於地產導向的城市綜合體建設呈現出業態多元化的趨勢，以華堂、京華18洞國家標準高爾夫俱樂部、五星級福成大酒店為代表的娛樂度假綜合體，以燕達國際建康城、匯福國際健康中心為代表的醫療綜合體，以燕郊植物園、燕龍生態園、宏盛生態園為代表的旅遊休閒綜合體成為燕郊規模資本介入的物化呈現。更為得到城市投資者青睞的是大型商業綜合體，沿著燕順路、迎賓路、102國道以北及周邊區域分佈著包括鑫樂匯、成功大廣場、星羅城、天洋城購物中心、東貿國際購物中心、雷捷時代廣場等近十個大型商業中心。這些大型商業綜合體在建及已建面積接近200萬平方米，人均商業面積達4平方米，遠遠超過發達國家人均商業面積1.2平方米的標準。雖然這引發外界對於燕郊是否存在商業過度開發和房地產泡沫的質疑，但在付利民看來，大型商業中心帶來更多的則是生活質量的提高，“到了周末想看場電影不用再專門跑到北京去了，周邊這麼多大商場，吃飯、購物、娛樂都很方便。”長期關注燕郊城市和房地產市場的趙軍認為，燕郊的快速發展與政府原先的規劃並不吻合，是政府“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推動這種發展的根本力量既不是河北的政策傾斜也非北京的有意為之。2. 計劃外的“京東名城”區劃內的衛星城尚且難以發展，身處河北的燕郊打著“與北京隔河相望，距天安門直線距離30公里”的招牌就更加變得蒼白起來。燕郊的發展讓如付利民一樣的“北漂”距自己的城市夢想不再那麼遙遠。然而，如果梳理這座京東小城過往的歷史，除了清康熙年間在此地修建行宮，成為清朝歷代皇帝拜謁東陵的駐蹕之所，在漫長的20世紀里，無論在經濟發展特色還是地域文化上，與中國大多數不知名的內陸小鎮類似，燕郊從未像今天這樣符號鮮明地進入人們的視線。燕郊現隸屬於河北省三河市，與天安門的直線距離約30公里，西北距首都國際機場25公里，南距天津港120公里，身處京津唐都市圈核心地帶，同時也是全國離天安門最近的產業開發區，盡管和河北其他城市比有著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但這座潮白河東岸的新興小城在很長時間里卻沒能得到北京要素外溢帶來的紅利。在研究者看來，原因之一在於燕郊及其所隸屬的廊坊建國以來經歷了頻繁的行政區劃變遷。廊坊解放初屬河北省通州地區，1955年河北省通州市改通縣，劃歸北京市管轄，廊坊改屬河北省天津地區；1973年河北省天津地區將武清等5縣劃歸天津市管轄，天津地區行政公署遷安次縣廊坊鎮；1981年河北省天津地區改名為廊坊地區，廊坊鎮升為縣級廊坊市；1989年廊坊地區與廊坊市合併，撤消縣級廊坊市，改設縣級安次區，地市合併後設地級廊坊市。而在60年代，燕郊所在地的三河還曾一度脫離廊坊，隸屬河北唐山地區。頻繁的行政區劃變動使得燕郊面臨更高的規劃和建設風險。同時，被稱為廊坊“北三縣”的三河、大廠、香河由於被京津兩個大型城市包圍而成為全國面積最大的省間飛地，“北京不投資，河北也不敢貿然投資”，夾縫中的燕郊缺乏與河北的經濟聯繫，也就一直游離于河北經濟發展的主體之外。據時任燕郊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的劉煒介紹，直到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大量隸屬於北京各部委的單位從三線進行回流，其中部分非能源利用單位進駐燕郊，隨後伴隨一些生產性單位的進駐，燕郊才逐漸為人所知。於是，缺乏“政策關懷”的燕郊，更願意將未來的命運交于北京，和周邊的通州、順義一起寄望區位要素能在北京不斷調整的衛星城市規劃中得以釋放。與此同時，與世界其他國際性大城市早早開始進行衛星城的規劃和建設實踐相比，事實上，北京對於周邊衛星城的規劃起步並不算晚。1958年，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草案）》，其中提出了在城市布局上採取“子母城”的形式，並規劃了昌平、門頭溝、通縣等40多個衛星鎮。但實際的城市布局卻參照當時的莫斯科，採取單中心加放射形路網結構模式。1983年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提出重點建設燕化、黃村、通縣、昌平四個衛星城，並于第二年出台《北京市加快衛星城建設的幾項暫行規定》，推動郊區、郊縣經濟發展，並試圖緩解中心城區越發擁堵的問題。然而此方案並未得以真正執行，“攤大餅”現象更加嚴重。10年後的1993年，經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1991-2010）》中，提出建設通州、大興黃村、昌平、亦莊、房山良鄉等14個衛星城鎮，並提出重點實現“兩個戰略轉移”，即城市發展重點要逐步從市區向郊區轉移，市區建設要從外延擴展向調整改造轉移。盡管在城區膨脹的壓力下北京的衛星城規劃實踐已經持續了30餘年，但這並未能讓區劃內的郊縣城市結束漫長的機遇等待期。從上世紀90年代初至1998年，14個衛星城的建設用地總規模從157平方公里增長到2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僅僅增長不足20萬。城市研究學者王聖學認為，在上世紀造成北京衛星城建設成效並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在於對衛星城的規劃、建設只有大框架，缺乏具體的政策和有力的協調；同時，主城區與衛星城之間的安全、快速、廉價、大容量的公共交通網絡尚未形成，制約了區域間的要素流通；更重要的是，以土地和戶籍政策為主的政策門檻造成了過高的人口集聚成本。例如，北京市就曾規定本市居民進入小城鎮“必須購買二居室以上的商品房”。區劃內的衛星城尚且難以發展，身處河北的燕郊打著“與北京隔河相望，距天安門直線距離30公里”的招牌就更加變得蒼白起來。比如，燕郊雖然在1992年被設立為省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但轄屬8個村莊、人口不足3萬，固定投資1.8億元，地區國民生產總值2.5億元的經濟規模，和同屬廊坊、毗鄰北京的固安、大廠、香河、涿州等地一樣，也難以讓外界對其未來產生更多的期待。3. 臥城之殤由於集聚速度過快，使得燕郊在承接北京溢出的人口紅利的同時也承接下本不應在衛星城中存在的“城市病”。燕郊、通州、順義等北京東郊衛星城的發展機遇，來自于2005年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其中對於城市格局“兩軸、兩帶、多中心”的設計，以及以通州、順義、亦莊為代表的“東部發展帶”和建設通州綜合服務中心的規劃向公�和投資者釋放出北京要向東發展的信號。此後，受益于北京多次的東進政策，燕郊進入了一個持續的經濟增速發展期。而與各項經濟指標增長相伴的，還有城區人口的快速膨脹。根據燕郊高新區公佈的數據，2011年末，燕郊轄區總人口達到45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25萬人，城鎮化率80%，另有流動人口20萬人。按照規劃，2015年這座曾經的三河市建制鎮將達到100萬人，相當于我國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體量。其中，尤其引人關注的是，在湧入燕郊的移民大軍中，因低房價而置業的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超過30萬，還包括看好燕郊發展潛力的小私營業主和一部分養老群體。大量移民人口的集聚一方面發揮燕郊基於衛星城性質分擔著北京因越來越高的生活、環境成本而選擇離開的外溢人口，減輕中心城區過度膨脹帶來的城市壓力，並且成為燕郊大量城市綜合體得以存活的消費基礎。但基數龐大的人口群體、工作城市和生活城市相分離的現狀也使得燕郊成為北京東郊的又一“睡城”。長期參與燕郊產業園區招商的龍創基業（三河）企業服務中心總經理高富強表示，配套建設、技術配套、人力成本、交通，包括互聯網、人才等文件倉撐不了國家級開發區體系，是造成燕郊空心化的主要原因。根據世界範圍內如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美國紐約、日本東京等衛星城的規劃和建設實踐，衛星城的發展演變往往經歷以居住為主要功能的“臥城”，產業郊區化、具有半獨立性的“輔城”，郊區城市化、不再依賴母城的“新城”，和以區域城市化為特點具有輻射力的“帶城”四個階段。原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牛鳳瑞認為，燕郊的臥城性質是一個階段性產物，也是當前北京周邊衛星城在發展初期的必然現象，“一個衛星城首先要形成一定規模的人口集聚，在此基礎上才有產業和城市功能的完善”， 在他看來， “沒有今天的臥城就沒有明天的新城”。雖然從城市發展進程的視角看待燕郊的北京移民可以得出相對樂觀的結論，但由於集聚速度過快，使得燕郊在承接北京溢出的人口紅利的同時也承接下本不應在衛星城中存在的“城市病”。比如，對於北京而言，交通壓力一直作為困擾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存在，而選擇“逃離”的燕郊上班族卻面臨著更為令人頭痛的通勤困境。在工作日的早晚交通高峰時段中，數百人同等一輛公交車已成為其生活的常態化寫照並持續多年。“如果坐公交，要想九點前到單位，六點多就得上車。”據付利民介紹，最早從燕郊到北京東四環只需要40分鐘，隨著交通狀況的持續惡化，他不得不把自己的起床時間不斷提前，即使這樣，由於路上要經過幾個擁堵點，時間的不確定性還是讓付利民時常遲到。而且，在其看來，每天從家到單位的歷程“簡直就是天堂與地獄間轉換”，“從寬敞舒服的家里離開，走出整潔乾淨的小區，一到公交站，黑壓壓的排滿了人，有時候還擠不上去，就算上了車，就跟塞進罐頭裡似的，等到了單位，滿身的汗臭味。下了班也不想回去，擠公交能擠得窒息。”據瞭解，目前在沒有軌道交通連接的情況下，通勤兩地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在930路公交車基礎上不斷增加的諸班支線，雖然車次在不斷增加，卻難以承載處於快速增長期的到北京上班的人口數量。“公交車太受罪，後來收入高了點，很少在高峰段去擠了，更多是和人拼車。”此外，公共交通的缺口滋生了燕郊興旺的黑車市場。在去往北京的主要公交站牌下，停靠著形形色色的大量黑車，每當行人走近，司機們立刻圍攏過來搶奪客源。而被熱議多年的通輕軌、朝陽北路延長線和北京地鐵6號線延伸至燕郊已成為歷輪房價上漲的噱頭，對於在日複一日的擠車等車的大多數上班族而言卻不再心懷期望。“最初，每次看到這類消息都激動一下，”付利民坦言，“進入論壇，網友們也都興奮得不得了，等後來再有人發類似通輕軌、通地鐵的帖子，就會被取笑為剛來燕郊的新人。”4. 落後的公共服務配套“問題是，交通方面的規劃我們更多要看北京的臉色，而燕郊不屬於北京，北京自然不會像規劃通州那麼積極。” 一位燕郊高新區管委會官員坦言。雖然快速、大容量的交通路網體系建設的滯後被上班族認為是政府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上的職能缺失，但燕郊方面的苦衷是，不同的行政區劃和行政級別使得兩地交通規劃部門在協調對接上難以進行平等的對話。“我們當然希望燕郊與北京的交通能更方便，這也是改善投資環境的重要舉措，但問題是，交通方面的規劃我們更多要看北京的臉色，而燕郊不屬於北京，北京自然不會像規劃通州那麼積極。” 一位燕郊高新區管委會官員坦言。同樣讓生活在這裡的人困擾的是稀缺的教育資源。2012年河北省教育廳公佈數據顯示，燕郊高新區共有各級各類校園19所，其中，高中1所、初中3所、小學14所，並且已�動多所學校的改擴建項目，但校舍、師資資源的供不應求的情況一直沒能好轉。據悉，在新的入學季，高新區某些中小學班容量已超過70人，有些甚至達到80多人。寬鬆的戶籍政策和高速增長的流入人口讓一直以招商引資為主要目標的燕郊高新區管委會在面對更為嚴峻的公共服務壓力下顯得措手不及，小馬拉大車的城市管理窘境也使更多的城市問題暴露出來。“這兩年好些了，前幾年我住的小區限水停電簡直是家常便飯，晚上在家加班，突然屋子就全黑了，有時還會連續停上一天。”據付利民介紹，“雖然醫院多了，看病卻很麻煩，北京的社保在燕郊沒法用，而且有的醫院收費比北京還高。”在百度貼吧上的“燕郊吧”、燕郊網城等主要區域論壇中，抱怨上班、上學、就醫的種種不便的帖子比比皆是。更有網友直言不諱的表示：“一直聲稱自己是北京的後花園，但城市配套的落後，讓燕郊是否配得上‘花園’二字？”城市發展速度與公共服務的鴻溝帶來的不僅是城市美譽度的降低和潛在投資者的猶豫，更進一步的思考是：本應以優質的市政環境和人居環境為吸引要素的京外衛星城，缺少了高效、便捷、舒適的城市服務，僅僅憑借著樓盤的相對價格優勢，對北京的溢出產業和溢出人口還有多大的磁力效應？而作為一個在目前更多承擔居住功能的衛星城，在涵養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其功能定位和城市價值又將以何種方式呈現？5. 園區經濟的窘境“很多人一聽說去燕郊就辭職了，對在北京有房的人來說，到單位的時間成本太高，還有就是覺得從北京到燕郊太沒面子。”事實上，燕郊除了作為北京區劃外的衛星城受到公�矚目，為人忽視的另一個城市身份是國家級高新區。1992年，燕郊被河北省設立為省級經濟技術開發區，1999年被定為省級高新區，隨著其經濟體量的增長和工業園區建設形成初步成效，2010年底，燕郊升級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成為繼江蘇昆山之後第二個由縣級市管轄的國家高新區，也是全國唯一設在鎮域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在當年高新區的揭牌儀式上，46個單體投資規模在億元以上的項目同時開工，管委會負責人曾表示將燕郊的發展目標定為“建設成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基地和高端服務業新城”，並稱將在未來20年內力爭達到與中關村齊名，形成“西有中關村，東有燕郊城”的兩大科技城“鼎足而立”的局面。並且在此前後，燕郊陸續規劃建設了以中興產業園、燕郊精工園、華隆工業園為代表的大大小小多個產業園區，並開始大規模的招商引資。雖然長時間以來燕郊的經濟增長模式被詬病為以房地產開發為導向的土地經濟，實際上，建區的20多年間，其以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材料、機械製造為主導的工業園區在燕郊的產業結構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成為河北省通訊與電子專用設備產業園區、廊坊市軟件外包服務基地和廊坊市生物醫藥健康產業園區，並連續在河北省高新區綜合考評中名列前茅。“借助獨特區位優勢，燕郊高新區始終堅持高端定位、高端產業、高端發展，堅定不移大力培育高新技術產業。”時任三河市委書記張金波這樣概括燕郊的產業定位。2012年，燕郊共完成地區生產總值266億元，增長10%；財政收入40.88億元，增長21 %；實際利用外資1.85億美元，增長76%；工業總產值354.2億元，增長18%；工業增加值125億元，增長12%；固定資產投資160.3億元，增長13%。而按照其規劃，到2015年，燕郊高新區將完成地區生產總值1000億元以上，財政收入達到120億元以上，園區內高新技術企業達到300家，實現產值500億元，經濟貢獻率達到70％。盡管外界對燕郊2015年經濟目標的實現並不看好，但其低廉的土地價格和由於近幾年經濟體量迅速增加帶來的城市知名度使得很早便發展園區經濟的燕郊比起河北其他臨京衛星城更具優勢。“這兒的地價幾乎是豐台一半”，北京北方火車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松山對記者表示，租金低廉是他進駐燕郊的最主要因素。張松山的公司是一家以民用機械銷售為主營業務的企業，最早成立于北京，總部和廠房都建在北京豐台區花鄉並在此地運營了8年。2011年，因產業園區面臨拆遷，張松山開始尋找新的落腳之地。“有朋友介紹說燕郊這幾年很火，過來考察幾次就定下來了。”2012年初，火車頭進駐燕郊創意穀產業園區，並簽訂20年的租賃合同。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企業搬遷帶來的最直接影響就是員工流失。“走了三分之一，很多人一聽說去燕郊就辭職了，對在北京有房的人來說，到單位的時間成本太高，還有就是覺得從北京到燕郊太沒面子。”為了將損失降到最低，張松山以提高工資成本的方式留住了骨幹員工，但在他看來，比起降低的租金成本，代價並不算高。實際上，在燕郊最新的戰略規劃中，張松山的企業並不算是重點引進項目。以光伏產業基地為代表的新能源產業，神威藥業為代表的生物醫藥產業，日本富士膠片、新加坡平易印刷為代表的新材料產業，世原汽車等汽配生產企業為代表的機械製造業、以中興通訊北方產業基地、燕郊東湖創業孵化器為代表的軟件和服務外包業成為燕郊在對外招商引資中主打的名片。然而看似輝煌的招商成績並不能掩蓋燕郊在探索園區經濟路上面臨的窘境，不僅大量的工業園區被質疑為產業名義下的“圈地運動”，更重要的是，其實際招商能力與園區配套和大量的園區用地之間巨大的缺口使得實際招商過程中的准入門檻越來越低，現實中的產業布局越發背離最初的規劃。雖然火車頭進駐燕郊在張松山看來是“北京產業外溢的必然結果”，但對於燕郊產業園區的未來走向他卻流露出憂慮。他認為，現在的燕郊並不具備大規模吸納北京溢出的高新技術產業的能力。特別是在城市總體規劃、南城行動計劃、打造通州國際新城等政策規劃出台以後，北京在產業轉移方面會優先考慮區劃內的衛星城，而隸屬河北的燕郊在缺乏政府有力協調的情況下只能依靠市場的自發調節。然而，即使僅考慮市場因素也並不樂觀。現代高新技術產業脫離了對勞動力、資源的依賴，逐漸形成以知識、技術、信息為導向的產業發展模式。燕郊雖然將進駐當地華北科技學院、交通管理幹部學院、 北京化工大學北方學院等6所院校規劃為“燕郊大學城”，並視其將為燕郊產業升級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但實際的情況是，且不論這六所二、三類院校能提供多大意義上的智力支持，大部分當地畢業生的第一選擇還是進入北京。“在燕郊上學最主要原因是考不上北京的院校，只好把這裡當做進京的跳板。”在付利民看來，即使學校沒什麼競爭力，但多數學生不會選擇在燕郊就業，“光從面子上就覺得掛不住，更別說讓北京的人才來燕郊了。”此外，除了人才匱乏，滯後的產業配套和凌亂的產業鏈也被認為是制約燕郊園區經濟的原因。6. 城市功能定位之爭被質疑的是，一個不足百平方公里的區域是否具有足夠的涵養能力來承擔如此多且關聯度不高的城市功能。2010年，一位城市學者在其博客上寫下這樣一連串問句：“如果燕郊是北京居住擁擠的另一塊安置地。那麼燕郊還該有工業區嗎？如果燕郊是北京的休閒度假區，那麼潮白河畔還需要建設一排排居民區嗎？如果燕郊是為北京提供生活資料保障地區，那麼燕郊還需要有工業區與高校科技區嗎？如果再將燕郊放在京津冀經濟圈中看，燕郊目前的規劃是合理的嗎？”正文下面的大量跟帖和回複印證著這樣一個被熱議的話題：具有衛星城和高新區雙重身份的燕郊在與北京的對接中應如何定位其城市功能，並且在區域經濟博弈競合激烈的今天，對於燕郊而言，北京的中心城價值又應體現在哪裡。北京周邊的發展現實是，即使作為區劃外的衛星城，燕郊也不再是唯一。在河北轄區內，分佈著除三河燕郊外以固安、大廠、香河等為主的諸多鄰京小城，並先後成立了河北香河經濟技術開發區、廊坊市固安工業區和大廠回族自治縣工業園區等多個省級經開區。在北京的城市輻射效應不斷增強的語境下，各城域使盡解數力爭從北京外溢要素中分得一杯羹。與大興一河之隔的固安在北京兩次南城行動計劃、首都新機場規劃方案出台的刺激下，謀劃建設了60平方公里的空港產業園區，重點發展以空運為依托的高新技術製造產業，及以現代物流、航空服務為主的現代高端服務業，著力打造京南的“空港之城”。香河基於十餘年的產業積累，依托家具產業基地、香河家具城和物流園區，已經形成產銷一體、具有完整生態產業鏈的“中國家具之都”。大廠在2007年與北京首鋼集團、北京金隅集團合作後，將集團的裝備製造生產基地和新型建材生產基地落戶，建設成“首鋼大廠裝備製造業園”和“金隅新型建材園”。甚至天津的武清，通過引進大型房地產開發集團的方式，在該地區開發了大規模的以藝術社區和養老社區為主題的衛星城建設項目，其開發邏輯同樣是寄望作為北京的衛星城，以獲得一個理想的區位溢價。今天看來，在這場具有同樣明顯的區位優勢和通過錯位發展謀求與北京對接的衛星城博弈和競爭中，燕郊好像也很難拿出更具競爭力的資本。在2009年編制的《燕郊地區城鄉統籌空間發展戰略規劃》中，燕郊將形成北部科學城、南部健康城，沿東外環高新技術產業帶、沿潮白河旅遊休閒商務帶，商業中心、商務會展中心的“兩城、兩帶、兩中心”的城市布局。但此規劃被質疑的是，一個不足百平方公里的區域是否具有足夠的涵養能力來承擔如此多且關聯度不高的城市功能。“最壞的情況是，每個產業都想發展，每個都變得不倫不類。”一位北京城市研究學者憂慮的表示。趙軍認為，傳統的開發區是以工業為本，如果固守在傳統的思維里，就會產生這樣的疑問。但開發區的產業定位不能孤立、自我地看，而應該放在大的區域環境中來看。北京中廣信地產服務機構董事長蔡德安曾在燕郊規劃發展專家媒體交流會上表示，燕郊可以拋棄傳統工業、製造業，依托北京龐大的市場消費需求，將旅遊、休閒、度假產業作為城市的導向性產業，建成功能明確的消費型商業城市。而樓市傳媒集團董事長蔡鴻岩認為，燕郊的區位和良好的自然環境更適合將會議會展產業置入到城市產業升級中。最新值得期待的機遇來自于環首都經濟圈的進一步推進。今年五月，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和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安順曾赴河北省考察，並簽署《北京市-河北省2013至2015年合作框架協議》，涉及7個重點合作領域，其中，打造首都經濟圈位列首位。實際上，早在2011年，河北就設立環首都經濟圈領導小組辦公室，並掛牌于燕郊，統籌協調，與北京方面加深合作、加快區域一體化的具體事務。身處爭議中的燕郊固然盼望著北京與河北的經濟能夠更緊密的銜接，以使自身能夠承接更多的來自北京的產業和資本紅利。但在這個事關三方利益的棋局中，就河北方面而言，對燕郊的未來期許絕不僅僅是一個燕郊衛星城的誕生，對北京來講，燕郊尚不成熟的城市功能也無法讓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產生更多的規劃和對接動力。這是燕郊充滿不確定性的一方面，同時，在京津冀城市群加強協作的背景下，包括燕郊在內的北京周邊衛星城的未來充滿想象的一方面。燕郊居民付利民說，“盡管網上對燕郊詬病很多，但我一點點看著這個曾經到處是荒地的小鎮是怎樣發展到今天，燕郊的未來是值得人期待的，否則我也不會把全部家當留在這裡。”存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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