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廣州金陵台、妙高台被推為廢墟事件，迷你倉出租再次喚醒了人們對於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議論與反思。然而，這只是冰山一角。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近30年來，全國消失的不可移動文物總計達4萬多處。“再不保護，五千年曆史文明古國就沒有東西留存了。”著名作家馮驥才憂心忡忡地說。而在北京城，盡管城市總體規劃已規定停止大拆大建、整體保護古城，拆遷通告還是時常會出現在歷史遺跡的牆上。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呼聲不斷，一場場關於“城市記憶”的保衛戰隨之打響。早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事件中，來自各方的力量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合力。這也被視為公�參與文化遺產保護時代到來的標誌性事件。看到自己全力捍衛的“梁林故居”成為瓦礫，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簡稱“CHP”）發起人何戍中曾一度悲痛欲絕。但後來他也想開了，認為那並不算是一場敗仗。他說，只要大家參與，就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失敗。老北京四合院50年消失了80%回溯國家文物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何戍中白天在文物局上班，一有空，就到自己發起創辦的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持工作。事實上，後者更是這位文物保護先鋒“戰鬥”的前線。已屆知天命之年的何戍中，自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從未停止過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關注。當時何戍中還在上海讀大學，聽說中國文物走私現象猖獗，便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院報。不曾想此文被外電披露，引起國內高層的重視，推動相關部門採取行動，拯救了一批文物。一個念頭也由此在何戍中腦中萌生：原來一個普通的公民，也可以在文化遺產保護中有所作為。那時，在“金錢推土機”的步步緊逼下，文化遺跡消失的陰影正從四面八方潛來。國家文物局原顧問、著名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痛心地說，許多文物古跡要麼被拆毀，要麼被侵蝕，要麼被佔用，風雨飄搖，岌岌可危。“我國文物面臨兩大主要威脅，一是‘建設性’破壞，二是‘開發性破壞’。前者是由土地經濟和地方政府政績觀導致的，後者則是打著振興、恢複的口號，實際上拆舊建新、造假。”按法律專業出身的何戍中的觀察，我國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法律已相對健全，但公�對於法律的瞭解甚少，文物保護意識更是薄弱。於是他選擇了文保領域的民間組織，作為提升公共參與的契機和空間。在歷時3年、蓋了100多個公章、奔波了無數次相關部門後，2003年，民間組織“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宣告誕生。最初他們在昌平區的地下室辦公，到如今，則在東城區的方家胡同落戶。何戍中關注的目光也主要集中在傳統胡同和寺廟的保護工作上。後來許多年裡，何戍中以及他的團隊的足跡不僅踏遍了北京城的胡同、四合院，也遠及雲南、西藏、新疆等地。他不甘心只為那些藏匿于胡同里的老建築留下圖片，記錄故事，而是不斷地探訪、寫材料、舉報，為一棟棟老房子和一處處歷史街區呼籲、吶喊。無論是2007年的北京西城區“西四新北街”項目，還是北京著名古代私家花園“可園”的改造工程，這個民間組織以及這位文保人士都在發出聲音。同樣關注古建築保護的還有何戍中的朋友王軍，他是新華社記者。據統計，在過去的50年裡，老北京80%的四合院消失了。伴隨著北京老城區經歷的密集拆遷、搬遷和翻新，土地上文物的價值也一再被忽略。為此王軍寫下《城記》，記錄北京城變遷和古建築命運。回顧寫作歷程時王軍說，就像破案一樣有樂趣，但快樂中又摻雜著極深的痛苦。“你很難超脫著看北京的這些事情，我希望自己像外星人那樣來看地球上城市的狀態，但對北京城很難做到。”公�參與“文保”時代已經到來行動多年來，何戍中常強調的一點是，公�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意識依然有待提高。根據6年前CHP進行的“北京老城區居民文化遺產意識調查”結果，僅15%居民能說出至少一部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同時，84%的居民認為“對文保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政府”，僅9%認為是“老百姓”。調查者認為，若一位居民、團體乃至社區對於某個對象“是否是文化遺產”、“保護有什麼意義和價值”都不清晰，自然不可能自主地發動保護行為。不過，當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保護幸存建築的陣營中，何戍中漸漸感受到了這股力量的強大。2009年那年，名人故居成了關注焦點，也勾起不少老北京人心中的隱痛。魯迅與周作人故居6月份險被拆遷的喧囂尚未停息，7月，位於東城區北總布胡同24號的梁林故居又遭破壞。為此王軍不斷在媒體和博客上呼籲“請留下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與此同時，何戍中以CHP的名義發表公開文章《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破壞，北京市文物局該當何罪？》，矛頭尖銳地指向北京市文物局。旋即圍繞這一話題的討論，涉及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專家、民間文保組織，並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密切關注。最終，以開發商被處50萬元罰款並責令恢複建築原貌告一段落。這起事件也被認為富有象徵意義。“標誌著北京文化遺產保護公�參與時代的到來。”王軍說。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一次次的拉鋸戰，關注文物保護的民間力量成為一個醒目的存在，在與利益集團的博弈中，分得了自己的話語權，他們一呼百應，互相聯動。2012年末，鐘鼓樓廣場恢複整治項目的公告貼在周邊的大街小巷里。這意味著緊鄰鐘鼓樓廣場的66個院落將被徵收，以及鐘鼓樓廣場恢複整治項目正式�動。幾天後，先是規劃師王鵬在新浪微博創建了一份微刊，名為《保護北中軸》；接著，中國抗戰文化基金副理事長賈元良、歷史學者章立凡以及藝術家徐勇在微博上發起了保護鐘鼓樓簽名活動……微刊、微博、社交媒體成了鐘鼓樓保衛戰的後方。對該項目同樣反對的何戍中回憶說，這讓他很是欣喜：關注文化遺產保護的人的確越來越多了。一次次個案中，民間所蘊藏的巨大的積極力量正在被各界認識到，包括政府的高層官員。單霽翔在擔任國家文物局局長時曾表示：“極大地樹立和提高全社會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極大地動員和保障人民群�真正成為文化遺產的主人，我們的文化遺產就能夠得到有效保護。”王軍對此也表達了相似的看法：“公�、法律、傳媒的力量聚集起來，能夠極大地促進文化遺產保護。”真正的古跡能讓人呼吸到文化氣息反思一邊是不可移動文物岌岌可危，一邊是仿製古城、街道遍地開花——“拆舊”和“仿古”大戲正在中國同時上演。近幾年這一現象引起不少專家和文保人士的擔憂。據北京大學旅遊研究與規劃中心主任吳必虎的介紹，中國至少有30個城市已經、正在或謀劃進行古城重建。對於何戍中來說，他很反感這種以“修繕”的名義毀壞文物的行為，“把有真實儲存倉、完整性的文物拆掉了，按照自己片面理解造出一個假的蓋在上面。”“房子拆、建這兩個環節都能創造GDP。”住房城鄉建設部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教授級高級規劃師趙中樞向南方日報記者表示，“地方政府如此熱衷于古城重建，歸根結底緣于以往唯GDP論的政績考核機制。”他對此頗感憂慮，其中不乏一些地方認為文物應該為當地的旅遊及經濟發展服務。趙中樞向記者以“雞”和“蛋”來比喻文物與旅遊服務產品之間的關係。“近年‘殺雞取卵’、將‘雞’裝潢得不像‘雞’，甚至壓根不管‘雞’的死活等現象並不少見。”“真正的歷史古跡是一片有生命的樹林。”何戍中說。他常設想，倘若梁林故居沒有化作一地瓦礫，人們可以到這院落轉一轉，坐下喝杯茶，體味時過境遷但韻味猶存的名人遺風，並且反思現在。但如今，窗已不是那扇窗，那裡已經不是梁林生活過的地方。他想問那些毀掉文物的人：“不但給鏟平了，還鋪上水泥地，讓我們怎麼呼吸到真正的文化氣息？”很多時候，輿論影響並不能一錘定音。何戍中也時常看著那些自己為之奔波許久的老房子被推土機碾成一抔土。成立了十年，CHP成功地保住了一些文物古跡，但沒保住的還是多得多，若從比例來衡量，可以說十之七八都是失敗的，最終成功的只有一兩處。與此同時，何戍中也要面臨很多民間組織經營運作遇到的挑戰。“事實上，CHP隨時有死亡的可能性。”他常為內部管理問題而失眠，而政府部門的一些管制措施，又常將他從睡夢中驚醒。但他依舊在堅持，日子也依舊忙碌。每天，何戍中仍然能接到幾十上百個來自各地的“舉報”電話，他絲毫不介意：“打電話也是宣傳文保理念的一種傳播方式啊。”●訪談歷史文化遺跡屢屢遭到破壞，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有哪些？在文化遺跡保護中，政府、民間各應承擔怎樣的責任？南方日報記者近日專訪了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發起人何戍中和複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陸建松。保護古建築不以成敗論英雄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發起人何戍中：南方日報：今年6月，廣州的金陵台、妙高台被開放商強拆，再度引發熱議，您怎麼看？何戍中：廣州還屬於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城市，還是比較重視文物保護的。在中國那些文明程度比較低的城市裡，文物破壞的情況更嚴重。當然，廣州這事件也不是個例。在我看來，應該說既有開發商也有某些政府部門的問題。這是在追求經濟發展、增加利潤過程中出現的現象。當然從根本上來說，中國公�的文物保護意識沒有上去。南方日報：對於目前較為常見“拆舊”以及“仿古”，您認為這反映出哪些問題？何戍中：這兩者都反映出兩個問題，一是決策者對文化傳統缺乏真正的自信心，二是缺乏基本的文化品位。對於歷史街區，最重要的是把百年傳承積澱的遺跡盡可能保護好，但不少決策者打心眼裡不認為這是有價值、有味道的，又不願意公開承認，於是就喜歡將文化遺產拆掉，按照自己的片面理解“打造”成新、亮、大、全的、所謂的“歷史街區”。南方日報：您參與過多部文物法律法規的制定與修改工作，您覺得它們被執行的效果如何？何戍中：所有人包括法律的制定者、決策者都是“社會人”，都要受到社會氛圍和大環境的影響，誰也離不開這個。所以法律的制定還是要看社會的大氛圍。其實說到底，公�的人文情懷和文物保護的意識上去了，媒體的監督緊了，社會上形成了這樣的一個氣氛，自然就會影響到決策者的決策，這對於立法和執法，都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現在中國的文物保護立法工作，做得相對來說還是較為完善的，最突出的問題還是在執法，有的法律很難被完全執行。假如文物的法律法規得到一半的尊重和執行，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就會比現在好得多。南方日報：您常說公�參與是保護文化遺產的一個有效途徑，為什麼？何戍中：對於公�參與，最關鍵就是要看公�的人文情懷和文物保護意識。作為一個公民，所能做的首先就是提高文物保護意識。這一點也是現在文物保護中需要做的基本功。文物保護的氛圍上去了，自然會推動文物保護的發展。我認為文物保護的結果並不是最重要的，無論什麼遺產最終都會消亡，但在保護的過程中，動員了公�的人文情懷和公民責任，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南方日報：文保領域您關注了有30餘年了，能為廣東的民間文保人士提些建議嗎？何戍中：首先不要以成敗論英雄，不能以保護幾處古建築的成敗來判斷事情的黑與白。坦率地說，幾處古建築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個文化產品，文化產品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教化人。第二，用現代的方法做事情，重視機構和傳播。現代社會與以前相比傳播能力和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要掌握好輿論傳播的方法。同時要儘量採取機構化的運作方法。打個比方，在商品社會，沒有以一家公司的面目出現的話，是不能維持太久的。同樣的，在現代社會里，沒有一個註冊的NGO的形式來運作的話，局限性也是很大的。第三，不要刻意去佔領道德制高點和學術制高點，不然不利於公�參與。防止遺產遭破壞體制是關鍵 複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陸建松南方日報：您認為文化遺產屢屢遭到破壞的關鍵原因有哪些？陸建松：文化遺產的保護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技術手段，二是管理體制。從過去的幾十年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不力、破壞嚴重的現實看，管理體制是關鍵。按物權法規定，國有文物屬全民所有，但是在我國，文化遺產資源為屬地化管理，一些地方政府視文物為攔路虎，覺得文物就應該為旅遊及經濟發展服務，而當地文物部門，作為弱勢群體只能表示無奈。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地方的經濟利益和眼前利益，地方政府往往採用貌似公正的專家決策方式，甚至公然採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處置文化遺產，以達到地方利益優先的目的。這就很容易導致遺產決策的失誤並造成遺產的破壞。南方日報：那該怎麼捋順？有沒有可以借鑒的經驗？陸建松：我認為，我國應該考慮對文物保護單位管理制度進行改革。2003年，我前往意大利考察時注意到，意大利文物保護較好的原因除了國民素養較高外，關鍵是體制力量。他們一方面實行了垂直管理模式，同時實行全國文物登記制度，凡是納入文物登記制度的文物，個人和地方政府領導都不能動，動的話必須徵得文物管理部門的同意。此外，文物遺產管理有相應的民法和刑法條款。專題撰文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 劉長欣 實習生 董文龍 邊曉強圖片說明:如今，古香古色的老北京胡同和民居已所剩無幾。 資料圖片; 梁林故居平面示意圖;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遭遇“保護性拆除”之後。 新華社 發迷你倉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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