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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稿@韓詠紅hanyh@sph.com.sg今年11月12日傍晚，迷你倉中共三中全會公報公佈時，中國政治學者吳稼祥一看到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簡稱“深改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國安委”）時，激動得“從椅子上就跳起來了。”吳稼祥事後對本報記者形容：“這是根本沒想到的事情，絕對是一個重大的決斷，駭人聽聞。”處在中國改革關鍵時間點上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從上個月9日到12日在北京召開。在全會召開前，中外媒體像往常一樣努力猜測與解讀，土改是否會推進？官方在國企改革、建設法治上會有什麼新的決定？�說紛紜，而在過去一年裡中國出現“反憲政”“抓網絡大V”的氛圍後，對改革不抱期望者占了多數。結果，在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里，當局出乎意料一口氣宣佈了60條改革大計，包括廢除勞教制度、放寬計劃生育政策，放寬市場准入，�動土地改革、戶籍制改革、強化法治等等，一時間“改革”成為社會熱詞，有人感覺到久旱逢甘霖的振奮。吳稼祥認為，《決定》里還隱藏著許多改革“密碼”，尚未被解讀出來。不過，也有學者質疑《決定》只確定了方向，還缺少行動方案，改革進入執行和具體操作層面時，還有許多未必是最高領導人有政治決心與意志就能跨過的難關。吳稼祥：《決定》穿了迷彩服在北京的時政評論圈里，吳稼祥是個傳奇性人物。他在1982年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宣部理論局，1983年被借調到中央核心部門——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任職。在改革風起雲涌的1986年，吳稼祥在中央書記處辦公室新成立的政改研討小組任副組長。這段經歷使得他辯論時政時，對手偶會不服氣地表示“知道他是進過海（中南海）”的。不過，去年以來吳稼祥備受推崇，就不只是因為“進過海”，而是他的著作《公天下》問世備受好評；更因早在2010年，當中共原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聲勢還如日中天時，吳稼祥就斷言薄熙來的下場“不是進班子（政治局常委會），而是進班房（監獄）”，並公開與友人對賭。隨著薄熙來入獄，賭局結果已毋庸多言，吳稼祥身上也多了一個形容詞：“有預言能力”。針對三中全會的《決定》，吳稼祥受訪時分析：“我的看法，《決定》好像穿了個迷彩服，有很多偽裝，讓死硬的頑固派看不懂，避免引起太大爭論。”吳稼祥將《決定》的核心總結為兩條：成立深改組和國安委；其次是明確將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實際上它已經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編注：1960年代中共提出過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科技共四個現代化，作為發展戰略），但沒說出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你把‘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合成兩個字就是‘政治’，或者是制度；它包含三個內容：市場化、民主化、法治化。”吳稼祥指出，今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已經透露出“現代中國”的理想意味著市場化、民主化、法治化。除了“政治現代化”的隱藏命題外，他認為《決定》處處埋藏著“炸彈”；例如提到“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數量”，以及“完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前者暗含推進落實真正少數民族地區地方自治，後者蘊藏強化工會制度的寓意。“去偽存真 《決定》內容豐富”學界指《決定》對國企改革著墨不夠，吳稼祥認為高層其實部署了“減口糧”“放血”和“增負”，再加“渾水摸魚”共四招，讓國企“安樂死”。他形容說，“減口糧”就是金融改革後，國企從銀行體系得到的金融供應將減少；“放血”指國有資本部分劃撥給社保基金；“增負”即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率到2020年提高到30%；最後一招“渾水摸魚”，是“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徹底改變國企的面貌。吳稼祥說：“所有的這些，包括土地制度，都是這一套招法。這個《決定》需要稍微去偽存真，表面內容你已經很興奮了，實際上裡面埋的內容更多。”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簡稱《決定》），60條改革大計曝光至今恰好滿月，熱議還在繼續。　有學者認同《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認為《決定》里隱藏著許多改革“密碼”。也有學者質疑《決定》只確定了方向，缺少行動方案，改革進入執行和具體操作層面時，恐會面對難以逾越的難關。千頭萬緒從何做起學者：改革需要突破口十八大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毫無意外的牽引中國海內外高度關注，也毫無意外的引發中國一些民�質疑，最關鍵的原因是：一些民�感覺執政黨的“好話聽夠了”，現實中民�又是“壞事看多了”，經驗說明改革往往是有權有錢者得利。學者則批評說，這麼多目標千頭萬緒從何做起？陶然：《決定》要做的太多讓人覺得“啥都做不了”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人大中國公共經濟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非常駐資深研究員陶然受訪時，就批評《決定》要做的太多，讓人覺得“啥都做不了”。全面深化改革將經濟體制改革列為重點，對此陶然指出，金融改革的風險大，因為當前地方政府債台高築，達到20至25萬億人民幣，一旦利率真正自由化，可能出現地方政府沒錢還，銀行壞賬激增的局面。至於財稅改革，中央政府正在擴大服務與開支，地方政府又負債累累，“加稅都來不及還談何減稅”？因此稅制改革只能是結構調整，但是全面開征房地產稅條件不成熟，近年資源價格下行，資源稅的徵收力度也不可能太大。陶然認為，經濟改革需要從實體部門入手，釋放潛能以拉動增長。土改拉動經濟的潛能大，《決定》也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問題是今天中國除了一線城市，許多地方的房地產處於弱平衡狀態，如果農村土地一下開放入市，目前存在嚴重泡沫的房地產可能承受不住刺激而崩盤。因此，土改需要過渡方案。另一個能拉動增長的方法，是開放當前產能仍不足的壟斷實體部門，包括電信、醫療、教育、石油石化以及航空部門等。此舉能夠提振信心，不過達到推動增長的效果也需要較長時間，再者像電信、醫療等部門的開放涉及複雜的技術，國外的經驗和教訓顯示，若搞不好，情況可能比改革前更糟。再者，這些部門既然利益巨大，在體制內又有發言權及影響力，開放阻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陶然也對“全面改革”思路有所保留。他回憶說，整體推進改革、“頂層設計”都是1980年代改革派的思路，當年整體推進的結果是價格一下放開，引發通貨膨脹，緊跟著是1989年的社會動蕩。他感覺，改革需要突破口，並且需要社會討論參與；現在是大目標“橫空出世”，又沒提出過渡性政策，改革實施不下去。“誰都需要做頂層設計，問題是你得先把裡頭的邏輯搞清楚，定下從哪裡開始。你先做一兩個，比如說改革土地、打破壟斷，大家馬上看到希望然後就自存倉你支持，也能拉動增長，後面的改革就可以一步一步推下來。”學者也擔心，也許改革尚未取得成果，地方債務、房地產泡沫或熱錢已造成經濟出現較大困難而引發社會不穩定。中央對此或已有所預想，決定成立國安委就透露出在�動大改革的同時，高層的另一隻手也在擰緊管控力度。鄭永年：“全面推進改革連上帝都不會同意”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受訪時，也指出《決定》只是方向的表達，沒指出突破口和行動綱領。他認為，世界上不論哪個國家，哪個領導人，都做不到全面推進改革；“全面推進改革連上帝都不會同意”。他說：“中國人說綱舉目張，現在‘目’都說出來了——那60條都是‘目’，‘綱’在哪裡？“面面俱到的東西當然很好說，就像我們描述共產主義，中國古代所說的大同社會多好多好，問題是話語上的東西要體現到制度層面。像‘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話沒問題，但它是虛的，表達到實際利益層面上又怎麼樣，現在沒有說。”鄭永年也提醒，中國現階段比經改更迫切的是社會改革，不論是提振消費拉動內需、維持穩定，或者民主化，都需要社會改革。然而，三中全會依然是1980、1990年代經濟與社會改革不對稱的路子，用行政權力推動市場化，同時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強調社會治理這個概念很好，但是成立國安委也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題目下的一條。一方面市場化，一方面加強管制，讓人擔憂會催生出一個右派專制政權。”鄭永年建議中國政府將更多重點放在農村，不能一味強調推進城鎮化。今天的中國尚且還有15%人口屬於沒有城鎮戶籍的農民工，未來即使城鎮化達到經合組織的70%水平，農村人口也有5億之�，相等於100個新加坡的人口。因此農村也需要現代化，第一步就是要農民的土地確權，允許農民自行對土地進行商業開發，農村金融銀行、公共服務的需求都會被帶動起來，農村也可以對拉動經濟做出貢獻。“毛澤東革命的突破口是土改，1978年鄧小平的包產到戶也是涉及農村生產力；1992年以後中國改革也得益于農民，因為農民工流出來了。所以這一波改革，也可以把這個文章做好。農村現代化第一步，就是把土地權力給農民，否則城鎮化可能變成剝奪農民土地運動。”鄭永年說：“中國只有三群人——農民、農民工、城市居民，這三群人現在遇到的問題都與土地有關係。城市居民的土地問題就是住房，如果城市住房問題處理好了，再把土地制度和戶籍結合起來改，中國30年穩定沒問題。”改革要依靠參與者（actor）去執行，如果是放權讓利，參與者有了動機，改革就會像1980年代一樣擋也擋不了，農民、私企業主就會自己整合起來對付既得利益群體形成的阻力，關鍵是現行體制是否更傾向保護既得利益者，是否允許民間力量整合。中國政治學者吳稼祥：《決定》好像穿了迷彩服，有很多偽裝，讓死硬的頑固派看不懂，避免引起太大爭論。《決定》里隱藏著許多改革“密碼”，尚未被解讀出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改革需要突破口，並且需要社會討論參與；現在是大目標“橫空出世”，又沒提出過渡性政策，改革實施不下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國安委”也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題目下的一條。一方面市場化，一方面加強管制，讓人擔憂會催生出一個右派專制政權。習近平展示擔當還是集權?十八屆三中全會，習近平個人主導的色彩強烈，不論是親自擔任文件起草小組組長，或者設立深改組和國安委（外界普遍相信國安委肯定由習近平本人掛帥），都顯示出習近平的主控力。重�改革，習近平本人是偏左（延續毛澤東的理念）還是右（繼承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治國遺產）的問題頓時明朗起來；另一方面 ，也有人評價全會的結果是“一切權力歸習”。在北京知識圈里，學者普遍從習近平親上火線推動改革的行動中看到了擔當的精神，而今辯論的焦點在於改革方案的設計，“80年代式”由上至下改革的局限性，以及一個新的尖銳質疑：習近平是否在創造新的集權？對於“集權說”，吳稼祥多次強調，國安委只是協商機構，與集權無涉，習近平成立國安委，至少有三重意義：首先把所有的情智機構的能力統一到國家利益上來；二、習近平希望能夠直接對情智和安全機關下指示，避免“抓人到電視上展覽”的事件；再者，國安委也為未來的改革做鋪墊——國安委讓中國國家主席的地位更接近西方政體中的實權總統，國安委必然包括軍隊代表，意味著軍隊受國家領導。吳稼祥強調，改革意味著權威下降，社會原有的鏈條會斷裂，如果不維持一種張力，社會失序的風險很大。他說：“你改革就要社會崩潰嗎？要嘛就休克療法，大家一起死，死完以後再醒過來。但萬一醒不過來怎麼辦？中國不能玩這個。”吳稼祥形容：“改革是非常危險的”，他沒明說的是1986年到1989年間中國改革大舉推進時，前後兩任中共總書記下台：一個辭職，一個被罷黜，風險不言而喻。當年，習近平的父親是國務院副總理，以及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秘書，也是親歷者之一。對一些知識分子來說，今年以來當局查禁“憲政夢”媒體專題，部分官媒�動反憲政言論，以嫖娼的罪名將網絡名人抓到央視示�，讓人強烈質疑高層在走民主法治的回頭路，加上習近平本人多次尊崇毛澤東的表現，都讓改革派知識分子失望。當明確展示改革姿態的《決定》問世後，北京知識界出現新一輪激辯：習近平是想走回頭路，還是銳意改革？吳稼祥的看法是：“那些思想恐怖主義（指反憲政言論）是不是習近平搞的？三中全會的決議就已經說明瞭。沒有一個思想恐怖主義了，這就是他親自起草的，這個都不用爭論。”做華盛頓、蔣經國還是做普京？�用政治資源力推改革，同時樹立個人權威，習近平最終是會成為促成民主化的大陸版蔣經國，還是效仿俄羅斯的普京，在後共產主義的國家繼續實行寡頭的獨裁統治？這個問題，在《決定》宣佈後，也是觀察者們私下討論的熱點。對此，吳稼祥任認為：“我覺得他可能是做華盛頓和蔣經國，絕對不可能是普京；絕對不會。”　吳稼祥堅信習近平有改革決心，而且會像華盛頓一樣不戀棧權位。他說，就從很簡單、客觀的道理看：首先，習近平的任期只有10年，也沒有接班人可指定；其次是政治凶險，譬如去年臨到中共十八大召開前中國突發事件不斷，各地爆發了近期多年來最大規模的反日示威、外媒頻爆中共領導人內幕等等……這裡頭發生了什麼事情，當事人肯定比外人清楚。有質疑者認為，即使延續1980年代後期中斷的改革，在貧富差距拉大、民�權利意識高漲，而且矛盾深植的今天，改革已不足以讓人民滿意，人民也越來越不相信由上而下的改革能改變現狀。正如一些學者提出的，改革必須放權，納入民�參與，當這點做不到時，更激烈的變革在所難免。中國領導人的意志、改革的執行力，以及社會的參與方式，將決定中國能否平穩過度接下來的複雜階段。過程中，民�的主動與有序參與兩者都十分重要，畢竟沒有所謂的救世主，幸福握在自己手上。迷你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