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users2的部落格

董倩據著名城市學者桑內特考證，迷你倉“大都會”這個詞是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出現的。它意味著一個差異很大的陌生人交往的公共空間。 “‘公共’意味著在一種親朋好友的生活之外度過的生活；在公共領域中，各不相同的、複雜的社會群體注定要發生相互聯繫。而公共生活最為豐富之地，則莫過於一個國家中最主要的城市”。歐洲正是在大都會興起的時代，城市開始興建許多新型公共空間以促進陌生人交往，如大型公園、馬路上的人行道等。已有的一些城市設施如戲院、歌劇院等，開始公開售票廣納觀�，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將座位分配給贊助演出的貴族。咖啡館、客棧成為社交中心。城市的模式變得更適於陌生人之間交往。社會學者齊美爾這樣描繪“陌生人”形象，他是“脫離既定地域空間的漫遊者”，他或許會在一個特定的地域空間範圍中固定下來，但“他並非歷來就屬於它”。如果說鄉村是熟人社會，城市特別是大都會就是一個陌生人社會。 “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脫離土地的農民來到城市首先要學會和陌生人打交道。城市自由的基礎正是陌生人社會，陌生人構成城市社會交往的基本性要素。上世紀五十年代是一個新舊交替、時空疊合的時代。上海解放後，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新政權試圖通過遣送游民、建立戶籍制度、重構基層組織等形式，消滅城市中的陌生人，以改變上海城市原有的公共與私人關係，上海這個二十世紀初崛起的國際大都會因此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在文革前十七年，“消滅陌生人”的種種舉措是如何滲透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改變著城市的社會交往與社會關係的？透過《新民晚報》在這一時期的文本，我們或能發現一些線索。 《新民晚報》是建國初期全國唯一的晚報，它是當時上海人消磨閑暇時光最重要的市民報紙。通過其對於社會主義上海社會風氣的轉換的細枝末節，我們可以發現“陌生人”如何從上海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間中漸漸喪失立足之地，城市的社會交往、社會關係也就此發生巨變，上海由國際大都會轉變為隔絕于世界的封閉型城市。1 居住空間居住空間是典型的私人空間。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間具有高度私密性，是個人權利的集中體現。私人空間和社會交往並非無關，這不但體現在家庭成員之間的交往，也決定了個人自由空間的尺度，因此也和由個人為主體的社會交往直接相關，更是在抽象意義上成為塑造個體性的重要因素。節約之家：消滅個人獨立空間“節約”是新政權倡導的一種生活氛圍。有一些報道（主要表現為讀者來信的形式，出現在《新家庭》欄目中）直接涉及到為了節約而改變家庭空間格局和個人休閒方式的問題。節約既已被新政權抹去為“小我”的合法性而成為公共空間的議題，而作為公共議題的節約又深入到人們的私人空間。一位讀者談到，他們的家庭為了省電開了節約會議：過去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各自為政”。 “晚餐過後，是我例有的讀書寫稿時間，大家為了好使我安心，總讓我一個人躲在房里讀和寫。弟弟和妹妹最不合作，一個要做算術，一個偏偏要讀國文，為免得爭吵，總是分開在兩個極端（那就是說各人要點一盞燈）。剩下來的一個小間，由母親和妻分享。至於王媽呢，她工餘在廚房里，不是扎鞋底就是縫衣服，也一個人點著一隻燈。 ”這樣各行其是，互不干擾的局面在這位讀者看來，是一種浪費，應該改變。家庭會議達成了一些節約的共識：“關於電燈，大家議決以最多同時點用二只燈為原則，無論如何不超過三只。弟弟做算術可和我寫作一起，妹妹保證不同時朗誦國文，故亦可參加我們一起；王媽做完工作，若要做針線，也可搬只凳子坐在我們旁邊。 ”可以想見，如果這次家庭會議的決議付諸實行，由於電燈數量的變更，原來所存在的家庭晚間生活格局就起了變化，個人空間沒有了，獨處的條件消失了，一個家庭成員不同以往的交往空間因此得以構成。“節約”原意是對物質資源進行重新分配，但同時改變了家庭的日常交往關係，也改變家庭中每個人獨立的心性與可能。即便是在家庭中，個人的獨處也非常重要，它構成了個體與陌生人交往的基礎，是個性獨立的體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伍爾芙“一間自己的房間”才會成為女性主義的名言。里弄中的學習：讓居民由陌生人變成熟人1949年之前，上海人並沒有形成以“里弄”或是更寬泛意義上的“社區”為基礎的認同概念。人們養成了一盤散沙的散漫習慣，甚至於一幢房子里住了五六家住戶，彼此連招呼都不打，誰家是哪一種情況更不了解。因此，組織一個由幾百個或幾千個生張熟魏結合在一起的里弄，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解放初期的里弄組織名稱叫冬防隊。他們首先採取的是硬措施，在夜裡鎖上弄堂鐵門、站崗、夜歸登記等手段，儘量限制里弄內外人口的自由流動和混雜，城市的本性本來是在於流動，就像雅各布斯說的，要想在城市的街道和地區生髮豐富的多樣性，必須要確保人流的存在，不管是按照不同的日程出門的人，還是因不同的目的來到此地的人。這樣一限制，里弄的管理和安全得到了保障，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單一化。很快，冬防服務隊改組為居民委員會。到1951年底，短短的兩年多中，由一盤散沙的三百多萬無組織的群�，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組織起來了。“學習”是1949年後另一個重要的上海生活氛圍。根據《新民晚報》中大量的里弄組織和各個家庭訂立愛國公約的報道，里弄學習分為學習小組、識字班和讀報組等多種形式。學習目的是吸取新思想和新知識，屬於精神生活，但不難看出，學習這種組織方式，給市民的交往方式帶來了新的變化：由於學習小組輪流在各家舉行，無意中在作著每個家庭的訪問，使全里弄的各戶發生了密切的聯繫，“個人”在小組中就不再有重要地位。另外，由於各種學習班大都安排在晚上，也改變了里弄居民們的休閒方式。解放前，上海人的夜生活非常豐富，晚上是“消費”的時間：“有的喜跑茶室咖啡館，有的往觀影劇或聽滑稽彈唱，有的還要逛跳舞場，更有參與家庭中秘密性的賭博”，《新民晚報》這樣評論道：“無一不消費金錢，浪費精神和時間。現在，大家有了正經的事幹，埋頭閱讀，側耳聆聽報告，熱烈發揮意見，真正做到了‘精簡節約’”。集體學習改變了人們晚上的社會交往，鄰居們聚在一起學習，便無法到咖啡館、電影院、跳舞廳遇見陌生人。因此，集體學習，與其說是一種學習的手段，不如說是一種集體的儀式，這個儀式旨在把一個里弄里的居民由陌生人轉變精神和外表雙重意義的熟人。集體化的工人新村：讓人們生活在熟人的目光下1952年6月25日，陸阿狗、楊富珍、裔式娟等百名首批一百十四戶“勞動模範”和“先進生產者”告別了閣樓和草棚，歡天喜地入遷新中國“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有學者說，解放後三十年間，這種“為工人階級建造的住房”，亦即當時人們熟知並嚮往的工人新村，是社會主義時期上海為數不多的、具有實質意義的空間拓展，成為建國以後中國城市，尤其是上海的帶有主導性的新景觀。這種以工廠為核心，以提供無所不包的社會職能的單位聚合而成的統一空間，通過對公共服務設施網點系統性的組織，把新村工人日常生活安排在一個以居住區或小區為單元的集體化生活的網絡之中。睡覺之外的其他生活需求幾乎都要借助于公共空間，包括每天必須的日常活動如洗澡、吃飯、上廁所。而合作社、衛生所、銀行、郵局、文化館、運動場和電影院設施一應俱全。居民統一在食堂用餐，各戶的拆縫補洗由集體勞動完成，家庭婦女被組織參加街道工業，幼托和照顧老人的工作也由街道統一組織。這不僅是房子式樣和建築格局的標準化，同時也促進了“日常生活方式集體化”。“新村”不僅僅是一種居住模式，而且包含著一種新生活的實驗和確立，“村民”們將在工作和生活兩方面，逐漸適應一種完全不同以往的新方式、新自存倉景、新習慣和新秩序。反映在《新民晚報》上，報紙文本的主調是充滿了對寬敞、整潔、衛生、有序的新村生活的讚美以及新舊對比，至於其他方面，像後來人們所討論的，諸如建造材料和建造技術方面的“低標準”，住房面積的狹小，以及因此時常引發的家庭矛盾，廚衛合用帶來的鄰里糾紛，甚至工人新村標準化的審美和單調設計，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消了工人生活和城市的多元化等，當然不可能在當時的這份“市民報”上出現。而以城市傳播的視角看來，這種集體新村生活帶來的一個最實質性變化，就是在鄰里關係密切程度大大強化的同時，個人的私密性幾乎不復存在。一個人在生命的大部分時間里都生活在熟人們的目光下：家里來了訪客、孩子交了新朋友、甚至今天吃了什麼菜、穿什麼衣服出門，都在�多熟人的眼皮底下。在這樣的居住空間，陌生人銷聲匿跡了。2 公共場所公共場所是供公�從事社會生活的各種場所，是指人群經常聚集、供公�使用或服務于人民大�的活動場所，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公共場所能為城市居民提供進行工作、學習、經濟、文化、社交、娛樂、體育、參觀、醫療、衛生、休息、旅遊和滿足部分生活需求所使用的一切公用建築物、場所及其設施的總稱。公園布局改變，私密空間無存大都會的公園是陌生人相遇的地方。是脫離了熟人的自由空間。因此有城市學者說，把公園稱為“城市的肺”是極為拙劣的比喻，因為這把公園對於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提供公共交往抹去了。公園淪為一個改善自然環境的工具，盡管這也是必須的。《新民晚報》認為：“人民的公園不單是給人民遊憩的地方，同時還是市民們學習文化的場所”，強調公園的政治功能。這也是前面提到的“學習風氣”的具體體現。1964年12月，《新民晚報》刊登了題為《公園里應該吹什麼風？——園林職工來信批評一些資產階級歪風邪氣》的人民公園的工作人員來信，揭開了這場大討論的序幕。來信中說，在人民公園，有些人不是認真鍛煉，“活推手”的“拳術”，大多數是男女對打，這種拳除了手的姿態以外，它的步法完全和解放前跳舞廳里跳舞一樣，嘻嘻哈哈，怪模怪樣；同時他們還散佈資產階級的吃喝玩樂思想。一見面就稱呼“某先生”、“某太太”。 “接著便大談：昨天我上某菜館吃了什麼，味道好；那一家菜館比另一家菜館小菜燒得入味；一見面都是談論吃吃喝喝，非常起勁。 ”茶室內，“有些人邊喝茶邊談什麼地方好玩，肉骨頭如何燒才好吃等等。也脫離不了吃喝玩樂，很少談些正當問題”。涼亭里，“有的人利用這個地方，談論和散佈反動封建迷信”。當公園的工作人員發現後勸他們不要這樣做，“可是他們竟說這是他們的自由，說我們未免管得太寬了”。此文刊登後，引起巨大反響。從12月17日起的一月間，《公園里應吹什麼風？ 》的討論成為《新民晚報》的常設欄目。在1964年底的報道中，《新民晚報》通過選擇報道公園中出現的新風氣，如老工人讀報講革命故事、助人為樂、拾金不昧、愛護公物等，來樹立公園的新形象和作用，以引導討論。這場討論深入展開，並逐步擴大到茶館、飲食店、浴室等公共場所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同時也引起了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注意。1965年5月，《新民晚報》報道許多公園改進設施、增添活動的情況，算是對討論效果的檢驗：“部分公園為遊人講園史、不斷改善園容、調整綠化布局、組織多種活動、文娛活動室也將進一步改進”。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公園改變設備的舉措：“各公園對原設在偏僻冷角的圓椅，已搬遷到遊人比較集中的地點。虹口、淮海等公園已調整和加強了照明設備”。這是對讀者建議的回應，這表明《新民晚報》在這一點上通過輿論的力量直接參與了空間實踐。而這樣的舉措，通過座椅和照明的調整，改變了公園的空間布局，消滅了公園中的私密角落，也改變了人們遊覽公園的方式，以及公園這個公共空間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方式。公園再也不能容陌生人游蕩了。書場氣氛從自由散漫到井然有序評彈作為一個劇種，在解放前後的上海都有著廣泛的群�基礎。書場，是彈唱評彈的場所，也是戲院的一種。大都會的戲院，有著非常豐富的社會功能。它不僅只是提供文化藝術活動的場所，更是建構了一種城市的社會交往方式。聽戲看電影，至今仍然是城市人最為重要的生活內容，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社會關係。在桑內特筆下的巴黎，戲院里展開的陌生人之間的公共交往，構築了城市中重要的公共領域。對書場的規訓，使得陌生人存在空間更加逼仄了。書場大多是在下午一時或一時半就 “開書”的，而散場卻多在五時左右。 《新民晚報》在1950年提出：“我們不反對市民們在其工餘之暇‘聽書’來娛樂自己；可是，當我們發現這裡竟有許多人如此有閑地把它們在一天之內的最好的工作時間 ‘殺戮’在書場里的時候，我們怎能不感到如此浪費的可惜，可驚和可恥呢？ ”到了1954年，同樣的話題卻有了不同的結果：這時的書場里，星期日或其他例行假日的營業，已經大大地超過一般的日子。“可舉大滬書場的日場為例：每天都是那幾檔節目，但在平時經常賣座五成以下，甚至於又是只有一兩百客；而星期日卻能賣座九成以上”。不清楚這種變化的原因，或許是天天上班的人多了，大家都進了“單位”，“游手好閑者”自然減少，以至於大多數人除了假日以外無暇抽出下午時間來聽書。1954年2月，上海市政府發佈通知，改進與加強對本市娛樂場所如私營劇場、游樂場及書場的管理，市文化事業管理局開始辦理登記手續。仍舊自由散漫的書場空間，也要開始整頓了。解放前，“在書檯的上面，是一頂布幔，上面花花綠綠，五顏六色的畫著和寫著一種雪花膏的廣告；在台後面，演員座位的上方是一排耀眼的霓虹燈，做的是某種牌子的香煙廣告。”除此，在評彈書場里，一直有著這樣一種習慣，聽�們進出書場是非常自由的。“作為評彈的演出場所的書場，一般總是非常嘈雜散漫和凌亂。在演員們正在認真說唱時，托著各種小吃甚至熱氣騰騰的點心的小販，經常在聽�身旁穿來穿去……還有賣書場節目單和說明書的，也夾雜在內；有時，忽然在書場里出現了一塊黑色的木板，上面寫著某一位聽客的大名，高高舉起……”1955年，人民評彈工作團決定在演出中篇評彈“王孝和”的靜園書場 （當時上海最大的一家書場），開始重點推行“幕間入場制”。實行新制度的第一天，“在開書以後，從頭到尾，都保持著靜謐的空氣，使場子里不再受到任何困擾，演出者能夠聚精會神的說唱，獲得了最好的效果。 ”一個月後的讀者來信中提到：“場子里不再出售瓜子之類的硬殼果物。在開書以前，場內的播音員一再要求聽�不要吃有聲音的食物……在說唱最後的一回書以前，播音員還婉言要求聽�不要在演唱未完畢時提前離座”。原本自由散漫的書場得以規訓，人們聽書時的各種社會交往被禁止，無法自由穿行，正襟危坐成為聽書的規定動作。如果將上海看做文本，《新民晚報》無疑提供了揭示“文革前十七年”的上海與民國上海、1992年後上海之間內在聯繫的密碼。在這十七年中，新政權力圖消滅城市中的 “陌生人”，將包括里弄、家庭、公共場所在內的城市每一根神經末梢納入國家管理，通過消滅陌生人，改變了原有的社會交往方式，重構了城市中的社會關係。作為城市基礎的日常生活方式被改變，城市原有的面貌和精神氣質自然也發生了變化。不過，即使借助了國家層面的巨大行政力量，消滅陌生人的企圖在上海從來沒有徹底達成。上海城市的文化脈絡，潛伏于日常生活的邊緣綿延不絕，時隱時現。直至國門重新敞開，上海重返世界舞台，上海開始迎來五湖四海的陌生人，“新上海人”的新聞不時出現在《新民晚報》的頭版。 （作者系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迷你倉新蒲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