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self storage可稱之為“一流”的東西不少，如國家層面的尖端航天技術，三番五次將宇航員送上月球，有力地體現了科學進步和國力強盛；又如袁隆平院士的超級雜交稻育種技術，大面積地實現糧食增產，解決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溫飽問題。凡此種種，無可爭議地可歸於“一流”的範疇。追求一流，被視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奮發有為的標誌。具體到一個家庭，也可能產生對“一流”的追求，最常見的，是報考大學的莘莘學子大都希冀能進一流大學，儘管通常僅有極少部分人如願以償。這極少部分人即使如願，入學後見識廣博一些，過段時間也會明白：自己所在的大學究竟是地區、國家還是世界“一流”？屬於哪個“一流”的差別之大，實不可以道理計！拿北大、清華來說，在中國是響噹噹的一流學府，經高考而入學者，宛若天之驕子、人中龍鳳。可是，六月十一日發佈的“二○一三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顯示，這兩所大學雖然名列前廿名，但北大排在第五，清華位居第十四，而前四名分別是香港科技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和首爾大學。看了這個排行榜，相信原來心中只有北大、清華的部分學生及其家長會有些沮喪，因為躋身於亞洲一流的這兩所大學，置於世界“最佳大學”排名榜，能否吊車尾都很難說。人們在對一所大學評頭論足之時，往往會談論校園是否美麗，教學樓是否巍峨，學生是否�多，以為這些是評判優劣的準繩，殊不知卻是外行之見。上述那份排行榜，出自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QS，對大學的評鑒有一定之規，即對學術聲譽（佔30%）、師生比例（佔20%）、教職員論文出版情況、論文被引用數量、全球化程度、僱主評等、交換學生人數等指標，進行綜合評比。至於校園大小、教學樓高低、學生人數多寡之類，並不作為考量的要素。否則，以北大、清華的規模，比之香港、新加坡那幾所大學，不是更有資格名列前茅？在抗日戰火紛飛的年代，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南遷後方昆明，合組西南聯合大學。用今日的眼光看，無論校舍還是設施，因陋就簡，乏善可陳，為躲避日機空襲，師生們還不時要跑防空洞，但幾年間卻培育出不少英才，其中有些赴海外深造，以後成為國際知名科學家，如楊振寧、李政道獲諾貝爾物理獎；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徵鎰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八人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八十人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十二人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除此之外，社會和人文科學領域成名迷你倉家者也不少，如任繼愈、朱德?、何兆武、李長之、何其芳、馬識途、汪曾祺、許國璋、王佐良、殷海光等。這所戰時大學的陳年往事，如今為人津津樂道，被海內外學者當作一個傳奇探究，奧秘無他，無非是其集聚了三所大學的科學大家和人文泰斗，承繼了學術自由的傳統，發揚了嚴謹求實的學風。梅貽琦先生在出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講中說道：“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時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到抗日戰爭時期，他又擔任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主席主理校政。咀嚼他這句關於大學的論斷，對西南聯大作育人才的成就便不難理解了。撇開那些斂財牟利的野雞大學不談，任何正規大學的辦學目的，首先是培育學有專長的人才，其次是從事有意義的科學研究。為了這兩個崇高目標，最需要的是有�才實學的教學和研究人員，即使一時空缺，也會千方百計從各處延攬，甚至不惜高薪聘請。如果一所大學擁有數十位大師級學者，擔當若干學科的領頭人，自然就能培養出大批優秀人才，成為國家建設和管理的棟樑，進而可以造福社會。至於其他非本質的方面，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游離於育人、科研這兩大目標，一味追求校園、教學樓、學生人數，無異於本末倒置，所得有限。這就像七月二十日長沙開工興建八百三十八米的“世界第一”高樓，且不說必要性、安全性和建造速度頗受質疑，即使明年如期竣工，也不能改變這個省會位列三線城市的現狀。比擬未必恰當，而道理卻有相通之處。澳門歷史最久的一所公立大學，即將遷往珠海橫琴島，獲得了比現址大二十倍的發展空間。據媒體報道，新校區佔地面積約一點○九平方公里，總建築面積約九十四萬平方米，包括十五個組團建築、八十多幢單體建築，道路面積達十六萬平方米，並有配套的水電、燃氣、通訊、資訊、海關、警察局和生活服務設施等，規劃容納一萬五千名學生。有關新聞的標題是“世界一流學府揭面紗”，令人有一窺堂奧的興趣。很可能，校園建築之嶄新、宏大，比美國的名校也不遑多讓。有幸踏足的人都知道，哈佛、耶魯的校園建築不過爾爾，馬路邊上的加州理工學院更不起眼，完全超出原有的想像之外，但正是這樣的大學擁有一流的學者、一流的學生以及一流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橫琴島上的新校區雖然揭開了面紗，但此“一流”不是彼“一流”，尚未列名“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距“世界一流學府”更有十分漫長的路途，山高水遠，加油！賀越明文件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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